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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侦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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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爆炸废墟上寻找罪犯——高光斗

作者: 皓安
日期: 200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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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光斗:男,1938.4。北京市公安局科技处教授级高工,著名的爆炸分析专家,公安部首批八位“特邀刑侦专家”之一。曾参与三十多起特大爆炸案件的现场勘查,主持完成了六个公安科技课题,取得一项国家发明专利,两次荣获北京市科技进步奖。


  社会进化到当今,人类有能力改造和抗拒自然了,但是,却很难摆脱来自于人类自己的威胁和灾难。比如恐怖事件。
  制造恐怖的常用方式就是爆炸,没有预警,没有防范,无法阻挡,炸后现场无异于一场战争废墟。并且,炸弹效应在当今的中国,已不是隔岸观火了,越来越多的犯罪分子选择用炸弹这种更冷酷、更残忍也更轰动的犯罪行为。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有爆炸就有反爆炸。于是,就有了我对爆炸分析专家高光斗的采访。
   面对一起爆炸案现场,就像面对一场战争。高光斗能透过废墟,把现场还原到爆炸前的状态
  媒体大多称呼高光斗为“爆破专家”,所以,我在他办公桌前刚坐下,他就说:“要先解决一个概念问题,别人都说我是爆破专家,实际上我的工作与正向的爆破工程相反,是运用逆向思维,反推出爆破的那一瞬间的初始状态,以达到破案的目的。”然后,他回忆参与侦破石家庄棉三宿舍楼爆炸案。
  如果说“9?11”是自人类有史以来在和平时期最大的人为惨案,那么,石家庄棉三宿舍楼爆炸案,则相当于中国的“9?11”。
  2001年3月16日凌晨4时16分至5时01分,石家庄市相继发生了5起震惊中外的特大爆炸案,那真相当于一场规模很大、很悲惨的战争,那份死亡名单上竟然有108人。这起建国以来极为罕见的案件引起党中央、国务院的极大关注,公安部调集全国公安机关投入了线索查证和人犯抓捕工作。
  由于爆炸案件的“战争”性,需要“集团军”作战,方方面面的人员同时参与,每一个调查成果都是集体的智慧,每一起案件的侦破都是集团作战的结果,所以,高光斗把侦破爆炸案称为一项“反推系统工程”。“工程”中有7个侦查破案组,高光斗等公安部特邀刑侦专家们被编入各个组。高光斗所在的勘查检验组对每个爆炸现场的炸点位置进行了全面勘验,他用采集的物证,分析爆炸的药物成分,确定是什么炸药;根据破损玻璃距离、炸坑的大小,估算出炸药量,分析判断爆炸中心。为获取证据,他们大到水泥制板、小到周围的尘土、碎物都细致勘查,用小镊子一点点寻找、筛选,以发现爆炸遗留物。最后推断:5个爆炸现场的爆炸中心大部都在一楼的楼道内;炸药成分和爆炸装置相同;炸药量除15号楼用量较大,16号楼用量较小外,其余几处用量基本相当。这个推断结合5处爆炸点所及人员,证实了靳如超的嫌疑最大。
  案件破获后,靳如超的口供又反过来证实了高光斗和他所在的小组对爆炸中心的判断、炸药性质和药量的估算基本正确。
  2001年7月16日凌晨3时左右,发生在陕西省横山县党岔镇马坊村里的爆炸案,也是一场规模不小的“战争”。炸坑有一个篮球场那么大,半个村子几乎被夷为平地,89人死亡,98人受伤,311间房屋受损。
  爆炸中心是村民马世贵的家,马世贵全家人被炸得无影无踪。高光斗和其他专家到现场时,村里人传言,爆炸原因是马世贵与妻子关系出现裂痕,故而他半夜点燃了院子里的炸药后逃跑,把妻子及4个儿女都炸死了。
  高光斗在现场及周围观察、丈量了好一阵子,决定在距炸点中等距离的房顶上取土检验炸药的性质和药量。一则,这个房顶与现场的距离,正是爆炸残留物分布密集之处;二则,房顶上的尘土污染少,有利于检测结果。如果从地上取土检测,村民们在这里生息多年,溶进土里的人以及牲口的排泄物里都可以有炸药的成分硝铵,势必影响检验效果。经过实验分析,高光斗确定炸药的品种是含有柴油的硝铵炸药,同时估算出最后炸药量约为30吨。
  这个估算结果为划定侦查方向起了积极的作用。首先,这种硝铵炸药是本地生产的土炸药,村里以及附近许多村民都会制造,事主马世贵的哥哥就在山上开过一个土炸药厂,生产这种炸药,如果这起案件是人为引爆的话,作案人很可能与本地的炸药厂有关系。其次,如此大的炸药量也可能与炸药行业中的某些矛盾有关系,应该围绕着本地或附近的炸药厂开展调查工作。
  有关部门派来100名武警协助工作,高光斗对他们现场“培训”5分钟,请这些武警战士帮助在废墟里找尸体。确切地说,是找肉块和骨头块——核桃大小或巴掌大小的人体组织。他要推测爆炸前的一瞬间,马世贵一家人的确切位置。第一轮下来,找到了49块,绝大多数是核桃大小的,不少是蚕豆大小的。经过法医作dna检验,确认马世贵一家6口都死于爆炸,排除了马世贵作案的可能。
  经当地刑警工作,马世贵的哥哥马世平到当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供述了其将自制的30余吨硝铵炸药私藏弟弟家中的经过,提供该村村民马宏清有作案嫌疑。侦查员查明,马宏清做生意连年亏本,其人品不好,无人再与其合作,他便将不满发泄到马世平身上。16日凌晨3时,他携带导火索及雷管,窜至马世贵家存放土制硝铵炸药的小窑后墙处,制造了这起惨案。
  爆炸把一个明朗无辜的现实变成黑色诡秘,制造者以为留下一个天机,却因为有了高光斗这样的专家,罪恶天机暴露无遗
  1998年2月14日上午10点8分,行驶在武汉长江大桥上的一辆公共汽车突然发生爆炸,车上16条生命随着爆炸声殒灭。适逢这天是“情人节”,所以,被人们贯称为“情人节爆炸案”。这起爆炸案死伤人数众多,又发生在中国南北交通的大动脉上,所以,高光斗等专家当天下午就飞抵武汉参加办案。
  高光斗在一辆只剩下黑乎乎铁架子的公共汽车前下了警车。车厢的脚踏木板被炸得一条一块的,路面上遍布着大小不等的麻点坑。
  当地刑侦技术人员介绍说,在武汉长江大桥现场东北,距炸心26米处,发现一具胸部以下缺损的男尸,在离男尸5米远处,有一只右手;现场西南,距炸心31米处,发现另一具胸部以下缺损的男尸,这两具男尸是死难的16个人中被抛得最远的,而且是相反的两个方向。
  “这两具男尸应该位于爆炸中心,炸药包也许就在他俩的中间。”高光斗心想。爆炸发生时,由于冲击波的作用,位于爆炸中心的物体,往往会被推到最远的位置。
  高光斗手拿一个钢卷尺,在与被炸毁的公共汽车相同的一辆车上忙碌了很长时间,又到被炸毁的汽车上反复丈量。地面离车辆的高度、车内椅子的高度、车辆被炸损的情况等,估算出一些别人一时看不懂的数据。他是在还原汽车爆炸前的状态,爆炸点在车厢的那个位置?遇难人员在爆炸的瞬间各处什么位置?什么姿势?
  他初步推算出:爆炸点位于靠车窗的一个单人椅子旁,因为侦查员在两具男尸的同方向找到了椅子零件。那么说,那两具男尸生前就位于单人椅子附近。
  经过法医检验,那两具男尸身高约1.65米左右,都是胸部以下缺损,并且两个人只剩下了一只手,其中一个两只手被炸没了,另一个右手被炸飞,这两具男尸可疑点最大。
  为了确定这两个人爆炸瞬间的确切姿势,是坐着,还是站着,抑或蹲着?高光斗请来当地两位与两具可疑男尸身高相当的侦查员,模拟他们的生前姿势——这是高光斗的独特做法,他要估算出爆炸发生的那一瞬,这两个人具体位于什么位置,从而推断他俩在这起爆炸中充当什么角色。这也是高光斗的破案逻辑:定位导致定性。
  两个侦查员被他摆弄来摆弄去,最终为那两个人定了位:爆炸瞬间,两个人中的一个是坐在椅子上的,另一个人与之平行,反方向蹲着,坐在椅子上的人位于炸药包外侧,双手接触炸药包,蹲着的那个右手接触炸药包。
  就在高光斗结束“事件回放”导演时,被炸死的16个人中的14个人的尸首被认领,惟独剩下了那两个可疑人的尸体没人认。
  为了检验自己的推测和估算,高光斗又请另一名公安部特邀刑侦专家徐利民进一步丈量计算,得出的数据相当。另外,徐利民还按照高光斗的要求和描述,绘制了一份爆炸中心人物定位分析图。
  高光斗忙碌的同时,当地侦查员也加快了侦查步伐,找到了两具男尸的尸源,证实了高光斗的推测。
  缺右手的男尸是江西瑞昌市的民工曹军,缺双手的男尸是与曹军一起打工的同乡邹昌力。邹昌力和曹军两个人认识后,从一起感叹命运多舛,发展为同性恋倾向,出双入对,同床共枕,进而产生悲观厌世的情结,约定在情人节这一天殉情。他们不甘做一对死鬼结束不光彩一生的同时,殃及了众多无辜性命。
  邹昌力在江西武宁县打工时搞过爆破,具备制造炸药的技术,离家前的1998年1月29日,他曾对未婚妻说:“要死就不是我一个人,有好多人死,上火车上不去,就上班车,炸死好多人。”2月7日,邹昌力和曹军一起弄回约10公斤炸药。8日,二人带着炸药离开邹昌力的家。2月13日到了武汉,14日上午制造了这起爆炸惨案。

  1997年,锦州一辆私营长途汽车在行驶中发生爆炸,全车人无一幸免,死亡10余人,其余人都程度不同地受了伤。爆炸发生在夜里,除了司机外,乘客都在梦乡里。高光斗测量出,爆炸中心点在车厢前部一个卧铺上,卧铺上的女乘客腹部和双腿正面被炸严重,说明炸药包被她的腹部和大腿包围着。如果按照以往的基本经验,这个女乘客有嫌疑。但高光斗没有轻易下结论,勘查中发现了一根黑色的导线从女乘客的卧铺伸向车厢后部,车厢后部的人全部受的是轻伤。就此,他认为嫌疑人可能是位于车厢后部受轻伤的某个人。
  于是,侦查员逐个检查所有受伤人所伤的部位,几乎所有人的伤口都在胸部、肢体或臀部等暴露部位,惟独一个人的炸伤位置特别:腋下和脚底板。
  高光斗与法医商量后取得共识,应该是这个人干的!爆炸发生时,他只有在双手抱头、趴着的情形下,才会导致腋部和脚底板受伤。他为什么这种姿势?只有一种解释,他知道将要发生爆炸,自保之心使然。
  侦查员直截了当地追问那个人,那人无法自圆其说,不得不承认爆炸是他制造的。
  高光斗的科学推断经受得住各种考验
  2001年3月6日,对江西省宜春市万载县潭埠镇芳林小学来说,是个黑色的日子。上午11时10分左右,随着一声巨响,小学一幢教学楼中部上下两层4间教室被炸倒塌,正在教室里上课的三、四、五年级的百余名学生和几名教师被砖石掩埋。42名死难者中,除去4名教师和1名校外人员外,其余都是10至13岁的学生。第二天,高光斗与公安部副局长付政华、北京市公安局法医所所长任嘉诚、公安部法医处副处长王坚、公安部爆炸处处长田保中等组成的专家调查团赶到现场。紧张的抢救已告一段落,现场惨不忍睹。不知什么时候,天空下起了小雨,与悲怆的村民们脸上的泪一起流。
  高光斗见过很多爆炸后的废墟,每一个废墟都是一起罪恶,都是一出惨剧,而这次的沉重心情胜过以往任何一次,面对37具10几岁孩子的小尸体,任谁也不会无动于衷。遇难的人中,除了无辜的学生和教师,那个校外人员的疑点最大。这个人叫李垂才,是芳林村的村民。李垂才的炸伤和烧灼是死难人中最严重的,根据高光斗的计算方法得出的结论是:爆炸虽然相当于20公斤烟花爆竹药,但这种烟花药威力小,爆速比一般工业炸药低10倍左右,爆炸产生的粉碎作用小,所以处于爆炸的中心点的李垂才得以留下全尸。爆炸产生的气体把一楼教室的墙壁摧倒,致使二层楼体塌陷下来,遇难的师生绝大多数不是被炸药直接炸死,而是被砸死的。
  法医的检验结果也在客观上为高光斗提供了佐证:李垂才的左臂内侧和左胸部有对称性创伤,说明爆炸时,炸药包接触他的左臂内侧和左胸部。
  与此同时,当地侦查员也搜集到了李垂才的嫌疑线索。首先,幸存的代课老师邓成保提供,爆炸发生前,他正上课,第三节快下课的时候,李垂才来到教室门口张望,他手里提着两个编织袋东西。邓老师两次赶他走,他不但不走,反而进了教室,把两个袋子放到课桌上,掏出打火机就点,爆炸发生了。幸存的三年级学生张国云、张树根等也提供了与邓老师相一致的情节。另一名学生李小春也证实,爆炸发生前,他看见自己的叔叔李垂才在学校。再有,案发前,李垂才从家里到学校两公里的路途中,有4个目击者,他的自行车货架上醒目地放着两个大编织袋,其穿着、编织袋规格、装物程度都与爆炸现场、代课老师邓成保以及学生李小春提供的情况相一致。
  侦查员还在李垂才的家里发现了一些纸片,上写着:“我100斤硝粉……”、“炸他100人……”、“报瞅雪恨……”等字样,证实他有作案动机。李垂才家境比较困难,其妻离家出走后,他与邻村一个女子恋爱未成,情绪更加低落,有怨天尤人的情绪流露。
  在高光斗参与侦破的所有爆炸案件中,哪一起也比不上这起证据充足。但是,也没有哪一起比这起情况曲折复杂了。虽然高光斗等专家给李垂才定了位,各路侦查线索也给李垂才作案初步定了性,但此时媒体却与调查团专家们的结论唱起了反调。
  这起爆炸案件死伤人众多,又都是小学生,自然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全国30多家新闻单位派记者到现场采访。由于前期案情尚在调查之中,记者们的采访受到多方限制,于是他们转而普遍采访村民。万载县潭埠镇是著名的花炮之乡,芳林村家家户户制造花炮也是事实。于是,媒体的焦点转向了学生做花炮上,一些村民对爆炸原因妄加猜测,致使报道越来越多地渲染,诸如:“为了勤工俭学,学校要求学生在学校内作花炮。每个学生有定量,完不成定量还罚跪”等。当地有关单位也没及时把高光斗等专家的检验结果以及侦查进度告知记者,以矫正媒体报道的口径,导致“学校要求学生在课堂里作花炮导致爆炸”的猜疑性报道越“炒”越火爆,甚至一度形成了舆论压专家判断的局面,使已经现出端倪的案情,被蒙上了一层雾水。
  在这种情况下,国务院领导本着对人民生命财产高度负责的态度,指示公安部进一步调查。于是,公安部又另外召集一些专家,派出了第二个调查团赴江西,重新展开调查。
  由于这个调查团个别技术人员坚持“李垂才如果是凶手,尸体就不会完整”的观点,并采用听取村民说法的不科学做法,在客观上又为高光斗等专家们作出的推测结果加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第二个调查团的专家们反复检扬,综合各种线索和调查结果,最后,支持高光斗所在的第一个调查团结论的专家意见占了上风,案件性质得以“盖棺论定”。就是那个因卑微悲观而扭曲灵魂的李垂才制造了这场大祸。
  高光斗说:“我想把爆炸现场勘查发展成为一门学问。”殊不知,在他和其他刑侦专家们的共同努力下,爆炸现场勘查已经成为了一门学问
  读者从上述中已经看到了,高光斗是在利用科学的手段为爆炸案的侦破搜集证据,想必您会敬重他。但您如果知道了,他在现场上使用的许多科学手段,都是他自己的发明和创造——从现场勘查的器材、药物和提取样本的办法,到实验室的快速检验方法、计算公式等,高光斗所用的,大多都是他在总结前人经验基础上独创的、行之有效的、甚至权威的方法,您就会从敬重变为景仰了。这就是高光斗这名专家的分量!
  高光斗曾当过4年刑警队长,亲自指导、参加过重、特大刑事案件的侦破工作,他拥有刑警办案经验,也具备一名刑警的特质。
  上述爆炸案件中,高光斗不是孤立地检测现场,而是一直在用专家加刑警的双重身份,把勘查和侦查结合起来破案。比如武汉“情人节爆炸案”中,他飞抵武汉,换乘警车驶上雄伟的武汉长江大桥,长久端详着车窗外秀丽景色时,他的灵感就出现并被他抓住了:这个地方很美,很适合一个末路之人作为自己的“归宿”。
  高光斗不是在“发神经”,他联想起制造1980年10月北京火车站那起爆炸案。爆炸致使9人死亡,80余人受伤。第八天案情大白,侦查员在案犯王志刚的住处找到了他写给朋友的遗书:“我去的地方虽不理想,但终究是个归宿。”
  王志刚制造爆炸的动机是“回家无门”。他初中毕业后由北京去山西万荣县插队,当兵复员后又被分配到山西运城县拖拉机厂,他三番五次要求调回北京,得不到许可,女友也因此离他而去,他从北京站这个大门被送走后,竟然被永远关在了家门外,既然无法通过这个大门,不如永远死在门下。于是,他由山西回京下火车后,引燃了导火索。
  经过反复检测,高光斗更加相信自己的灵感了。“情人节爆炸案”与北京火车站爆炸案相类似,自杀性爆炸性质明显,决心赴死的人,一般会为自己精心设计一个“归宿”。这两起案件都发生在“路”上,既是现实中的路,也是生命终结之路,并且都是著名之所,一个是北京乃至中国的大门,一个是中国南北交通的大动脉;被炸碎的都是年轻“无畏”的男性;炸药的品种和炸药量都必置自己于死地,同时又加害他人……
  “情人节爆炸案”案破后,侦查员在邹昌力的家里找到了他的遗作:“在美丽的地方,结束我并不美丽的人生。”与王志刚的遗书如出一辙。
  1999年9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公布首批聘请的“刑侦专家”时,用八个字来评价高光斗:“身怀绝技、功勋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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